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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近代體育史上，真正的體育學術思想的交鋒有兩次：一 次發(fā)生在五四運動前后的北京政府時期；一次發(fā)生在20世紀30 年代的南京政府時期。在第一次的學術交鋒中.爭論的起因首先 是對兵式體操的質疑，其次是蔣維喬的“靜坐法”和馬良的“新 武術”引發(fā)的質疑。第二次學術交鋒則集中于哪種體育才是適合 中國國情的。這兩次學術思想的交鋒存在前后的沿承關系。
早在十九世紀末期，面對西方體育的傳人，體育界的有識之
全文見鄭光路：《魯迅與武術、氣功——中國近代體育史上一段重要的史 實>,《體育文化導刊> 2003年第11期第69頁；從這里可以看出，早在1928年，就 有人反對“散打”等對抗類運動了。1933年，中央國術館舉辦第二屆“國考”，張之 江曾擬聘褚民誼為副評判長。但褚民誼認為武術以強身健體為首要目標，不贊成拳械 對抗。而張之江將自衛(wèi)衛(wèi)國列為推廣國術運動的首要目標，因此全力主張拳械對抗 最后，因意見不合，褚民誼謝絕擔任評審的工作。
轉引自鄭光路：《魯迅與武術、氣功——中國近代體育史上一段重要的史 實》.《體育文化導刊）2003年第10期、第11期。
士就開始對民族傳統(tǒng)體育進行了思索和檢討。如1897年，王維 泰就提出了“體操實非西法，乃我中古習舞之遺意”的觀點?。 1920年，徐一冰撰文指出：“各國之體育之體操之運動，必有各 國之特長，及其風俗習慣程度之不同，未必盡合于我國人也?！?? 1921年，王庚撰文亦認為：“要知道體育這一樣東西，各國有各 國的精華和特色，這種精華和特色，非外人所易得同一效果 的?！??可以說，此時人們對東西方體育的特點、優(yōu)勢等已經有了 一個較為清晰的認識。
1931年“九?一八”引發(fā)的民族危機，促進了民族復興思潮 的興起。趙正平《中華民族復興問題之史的觀察》（1932年）、 陶希圣〈決于民族復興的一個問題>〉（1933年）、吳釗《復興之 基點)〉（1933年）、張素民《中國復興之唯一前提>〉（1933年）、 趙正平衡期間內中華民族復興之可能性)〉（丨934年）、潘光旦 《民族復興的一個先決問題〉（1934年）、吳澤霖《民族復興的幾 個條件》（1934年）、蔣廷黻《民族復興的一個條件》(1934 年）、張君勱《中華民族復興之精神的基礎》（1935年）、吳其昌 《民族復興的自信力》（1936年）等專門探討民族復興的文章紛 紛刊發(fā)。體育史上著名的土洋體育之爭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氛圍里 進行的。
王維泰：《體操說），見國家體委體育文史工作委員會，全國體總文史資料 編審委員會：《中國近代體育文選>,北京：人民體育出版社，1992年版，第3頁。
徐一冰：仁十年來體操談}，見國家體委體育文史工作委員會，全國體總 文史資料編審委員會：《中國近代體t文選》，北京：人民體育出版社，1992年版， 第81頁。
王庚：個粹體育》，見國家體委體育文史工作委員會，全國體總文史資料 編審委員會：《中國近代體育文選），北京：人民體育出版社，丨992年版，第87頁。
1932年8月，“單刀赴會”的劉長春在洛杉磯奧運會]00 米、200米預賽中即被淘汰，在中國引起極大的震動。此時，全 國體育會議即將在南京召開，許多關心體育的人士紛紛發(fā)表主 張，中國體育之路的大討論由是開始。
以敢言著稱的〈汰公報>〉從一開始就很重視評論工作。創(chuàng)刊 第二天的〈汰公報出版弁言》就明確表示：“本報但循泰東西報 館公例，知無不言。以大公之心，發(fā)折中之論；獻可替否，揚正 抑邪，非以挾私挾嫌為事；知我罪我，在所不計?！薄洞蠊珗蟆?的“敢言”傳統(tǒng)一直保留了下來。在西方體育日盛的中國，1932 年8月7日，《大公報)〉發(fā)表社論1?—《今后之國民體育問題》。 在這篇著名的社論中，“吾人今愿大聲疾呼已告全國之主持體育 者”：“請從此脫離洋體育，提倡‘土’體育！中國人請安于做 中國人，請自中國文化之豐富遺產中，覓取中國獨有的體育之 道”，“請使劉長春為最初的同時為最后的參加奧林匹克者！”， “一切學校，宜教授拳棒。藝不必精，時不必久，但須作必修科 目”，“實熱誠希望體育界變更心理，速決計由土體育求真正出
① 公報）的社評、星期評論、新聞通訊、副刊極具特色，被稱為當時新聞 界的“四絕'路，使豐富的中國文化，更發(fā)燦爛之光” ?。《大公報)〉的這一 社論甫出，立即引起社會的強烈反映，并由此引發(fā)了中國體育史 上著名的土洋體育之爭。
一、第一階段的爭論
《今后之國民體育問題)〉的社論發(fā)表后不久，1932年8月 13日張之江在〈汰公報)〉發(fā)表了〈激天津大公報社函》一文，對 《大公報>〉的社論表示支持。在該文中張之江認為：“國術之用， 不僅健身強種，且可拒寇御侮，既合生理衛(wèi)生，又極經濟便利， 不拘性別老幼，不限于時間空間，富美感、饒興趣，鍛煉甚便， 普及亦易?！倍壳皩W校多采用歐美體育，不合國情，尤其不切 合實際，所以張之江建議將國術列為學校體育正課，并普及于全 民?。
《今后之國民體育問題——八月七日大公報社論（1932)》，見國家體委體育 文史工作委員會，全國體總文史資料編審委員會：《中國近代體育文選》，北京：人 民體育出版社，1992年版，第186-188頁。
轉引自崔樂泉，羅時銘：《中國體育思想史（近代卷)》，北京：首都師范大 學出版社，2008年版，第246-247頁；原文見張之江：徴天津大公報社函》，tk 公報> 1932年8月13日。
“大公報是我個人愛讀的新聞報，因其議論和平，公正，而 且確切，沒有矯情或過火的地方，這是大家可公認的。但對于體 育的記錄與主張，時時搔不著癢處”，針對《大公報》的社論， 謝似顏認為：“近代體育的意義，并不限于養(yǎng)生之道與鍛煉筋 骨，那是增進人類幸福，提高工作的能率，使人格高尚趣味濃 厚，并養(yǎng)成適應于文化社會的生活。至于養(yǎng)生之道與鍛煉筋骨， 不過體育的最低部分而已。然此最低部分為體育的根本所在，失 此部分，便失掉了體育的根源；若僅以最低部分為限，則又失掉 了近代體育的意義”，“對于國術一項，當視為含有多少的體育 價值，應認為研究之必要。受過近代解剖生理衛(wèi)生教育等科學的 洗禮，方認為有用處，絕對的不許再說那丹田還氣太陰少陰一派 的兒話。我們所最痛心的，國術至今多數當操在一般不受過科學 洗禮者甚至于目不識丁者的手里”。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，謝似 顏認為〈汰公報》這篇“體育見解的總報告”“文學雖清順可 誦，講到內容”卻是“一塌糊涂”，社論所提出的“洋體育的應 該廢除，土體育的該提倡”更是“大有閉門造車，遺世獨立之 慨”①。
南京中央大學體育系主任吳蘊瑞“迫于真義，不敢緘默”對 〈〈大公報>〉的社論也進行了回應，他認為〈伏公報)〉社論“全文 主旨，不外兩點：其一，競賽運動，損害健康，費時耗財有廢止 之暗示。其二，土體育節(jié)時省財，卻病延年，可報衛(wèi)國治產之目 的。此種結論，是否合理卻是疑問”，為此他分“競賽損害健康 問題”、“費時問題”、“經濟問題”、“土體育卻病延年”等四
①謝似顏：《評大公報七日社i￥>,見國家體委體育文史r作委員會，全國體 總文史資料編審委員會：《中國近代體育文i?,北京：人民體育出版社，IW2年版. 第182～183頁；原文發(fā)表在《體育周報}第一卷第30期（1932年8月27日）；謝似 顏，浙江上虞人，畢業(yè)于日本東京高等師范學校.歷任北平師范大學體育科、北平女 高師體育科教授、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體育專修科主任等職〇 個方面給予了 “詳細分析” ?。在《體育何分洋土）一文中吳蘊 瑞指出：“所謂洋體育對于身體健康是否有礙，一般人多抱疑 慮，近經各國醫(yī)學家以科學方法之著明，蓋已全無疑點。劇烈運 動，毫無有礙健康之影響，但須經過相當之訓練。至過度之運 動，自與身體有礙，百事皆然，何獨體育。洋體育之價值約有 三點可取之處：（1)興趣濃厚，易勸誘初學者實際參加活動， 歷久弗衰；（2)洋體育多具有奮斗精神，我尾弱之民族，實需 要此刺激劑，如英國之足球，美國之美式足球，均為各該國之 國民運動，而不肯輕易放棄者；（3)團結合作之精神最為顯 著，所謂土體育之缺點即在此，國民最需要者亦在此?！??而在 《體育之國界問題)〉一文中，吳蘊瑞進一步指出閉關主義和開放 主義均不可取，“體育制度，體育宗旨，體育目的，體育方法， 體育活動等之趨向，以適合于個人與社會之需要，國家政治經 濟之狀況而定取舍之方法，機國界一要素，實無考慮之價值， 適合于需要者，雖舶來亦不妨采用，不合于需要者即土產亦無所 用之?！??
吳蘊瑞：《今后之國民體育問題之我見(1932分，見國家體委體育文史工作委 員會，全國體總文史資料編審委員會：《中國近代體育文選>,北京：人民體育出版 社，1992年版，第丨89-190頁；原文發(fā)表于津體育周報）第一卷第33期（1932 年9月17日）；吳蘊瑞（1892—1976),江蘇江陰人，1918年畢業(yè)于南京高等師范學 校體育專修科，1924年畢業(yè)于東南大學體育系，后赴美留學，1927年獲哥倫比亞大 學教育碩士學位?；貒髿v任中央大學體育系教授、主任，建國后，先后擔任南京大 學體育系教授兼主任，華東體育學院、上海體育學院院長。
轉引自崔樂泉，羅時銘：《中國體育思想史（近代卷)》，北京：首都師范大 學出版社，2008年版，第248-249頁；原文見吳蘊瑞：《體育何分洋土},《體育周 報）第丨卷，1932 (28)。
吳蘊瑞：《體育之國界問題>,見國家體委體育文史工作委員會，全國體總 文史資料編審委員會：《中國近代體育文選》，北京：人民體育出版社，1992年版， 第2%~301頁；原文見《教育叢刊> 第二卷第2期（1935年6月）。
這一階段的爭論，使中西雙方都看到了對方的優(yōu)勢。從而使 中西體育并重，“國術”應當適當學習西洋體育成為時代的共 識。1932年8月16日在南京開幕的全國體育會議上通過的由袁 274 敦禮、郝更生、吳蘊瑞編制，大會修正的“國民體育實施方案” 即體現了這種精神?！胺桨浮闭J為“學術無國界，人類之天性中 外無不同。凡不背科學為則及能適合人類天性之種種體育活動， 均應按照國內社會狀況一律提倡之，不應以其發(fā)源之地點不同而 有所桎梏”，“國術實為體育活動之一種，不能因其為我國所固 有者而予以特殊之地位”，“方案”號召“國內體育家對于國術 應加以深切之注意與研究，而國術家對于近代體育及其基本之學 科亦須有相當之認識，此實為發(fā)揚及研究國術之必要途徑”。方 案還提出“國術之原理，派別之異同，教學及比賽方法，在體育 之地位與價值須由國術家及體育家共同研究通盤計劃”的意見\
①《國民體育實施方案》（1932年全國體育會議），見國家體委體育文史T.作 委員會，全國體總文史資料編審委員會：《中國近代體育決議案選編》，北京：人民 體育出版社，199丨年版，第94~丨12頁。
二、第二階段的爭論
1935年1月10日，王新命、何炳松、薩孟武等十位教授聯 名在〈飲化建設月刊)〉第1卷第4期上發(fā)表《中國本位的文化建 設宣言》?。宣言發(fā)表后，立即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，并形成 了 “中國本位文化建設運動”。與之相應，中國的土洋體育之爭 進入到論爭的第二階段，關于中國體育的走向問題成為討論的焦 點:^
1935年方萬邦對中國現行體育中存在的“較屬重要而且急待 研究解決者”歸納列舉出“十大問題”，并給出了“解決途徑”， 他認為：“西洋社會的理想、制度、風俗、生活和其他背景，是 決不完全相同于我們社會的，適合于西洋社會的體育，也決不能 完全適合于中國，所以盲目的采用洋體育，而不顧及它的空間 性，是還不能使我們的體育走上新途徑”，同樣“產生在舊時代 里的中國體育，能否適應現時代的中國社會，卻還是個問題”， “所以固執(zhí)地保持土體育，而疏忽著它的時間性，也是不能使我 國體育走上新途徑”，為此j‘食‘洋’不化，和食‘土’不化， 同是一樣的錯誤”，我們應當“先把它作一番科學的研究，看它 是否合乎心理生理教育原則的需求，然后再定取舍”?
邵汝干對各種各樣的體育主張充斥中國憂心忡忡，他認為
1924年一1927年的大革命，不僅沒有解決中國社會的根本矛盾，相反大革 命后建立起來的國民黨政權，對內實行獨裁，對外妥協(xié)退讓，致使階級矛盾和民族矛 盾曰益尖銳。為維護統(tǒng)治，國民黨一方面調動大軍，對共產黨“蘇區(qū)”進行“圍剿”， 另一方面加強思想控制，并于1934年成立了“中國文化建設學會”，以CC派首領陳 立夫為理事長.發(fā)行化建設月刊），鼓吹“中體西用”的文化建設主張。實際上 十教授都是國民黨黨員，是國民黨內著名的筆桿子a
方萬邦：《我國現行體育之十大問題及其解決途徑）.國家體委體育文史工 作委員會.全國體總文史資料編審委員會：《中國近代體育文選》，北京：人民體育 出版社，1992年版，第242-259頁；原文見《教育雜志》第二十五卷第3號，1935 年3月；方萬邦（1893—1969),福建閩侯縣人，1919年畢業(yè)于國立北京高等師范學 校體育科，1926年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，獲教育學碩士學位，建國后任華南師范大學 教授。
“各國因其政治，經濟，社會，背景的變遷，所以發(fā)生不同的體 育活動”，而“我國提倡體育已二十余年，恒受舉棋不定的教育 思想而迭異其動向”，“現在各種不同的主張，正在努力的競走 著；不愿及我國應有獨特的意識形態(tài)，忽視了現代中國空間與時 間的特性。這種病態(tài)的現呈，是暴露著中華民族的墮落；我們再 不能任其自然推移，我們要有新的覺悟，把握時代的中心，有靈 感的時代感受性；來打開一條新的路線，建設中華民族本位所需 要的體育”。為此他提出了四條意見：一，我們要認識新時代中 華民族自我需要的本位體育基礎；二，適應現代中國需要，合理 采取歐美體育的長處；三，用科學方法，教育力量改造我國固有 的體育；四，建設大眾所需要的體育，培養(yǎng)民眾堅強的武力，是 新中國體育的建設基礎?！耙灾覀円獧z討過去失敗之因。 何者當存，何者當廢，以為當前興革的考鏡。同時要抓住時代中 心，謀體育建設基礎的穩(wěn)固；樹立國家強盛的基質，負起時代的 新使命，來建設新中華的自我本位的體育。積極的改善，努力的 實干，在全世界人類文化領域中，占據了堅強的位置。中華的大 丈夫！偉大的中國魂！在自己領域中抬頭！在全世界人類中吐 氣!”①。
1936年，程登科呼吁“適合時間性的救國圖存和復興民族 的‘民族體育’早日產生”，從而“脫離歐美體育的侵略”，他 進一步提出了創(chuàng)造民族體育的六項原則：一，以中國科學化的 國術（土體育）為中心，采擇歐美體育（洋體育）之精華，力 求洋土合一；二，以復興民族為因，取消東亞病夫為果；三， 以收復失地為錦標，以能御侮抗凝（敵）為冠軍；四，體育為①邵汝干：《建設民族本位的體育》，見國家體委體育文史丁.作委員會，全國 體總文史資料編審委員會：《中國近代體育文選>,北京：人民體育出版社，1992年 版，第276～278頁；邵汝干（1890—1982)，江蘇昆山人，1918年畢業(yè)于南京高等師 范體育專修科，歷任南京體育師范學校校長，昆山教育局局長，彳勤奮體育月報)〉編民族之骨，軍事為民族之髓，故體育與軍事為民族體育之骨髓， 理應聯絡一氣；五，體育軍事化為髓養(yǎng)骨；六，軍事體育化為 骨養(yǎng)髓氣此論已出，立即得到為“復興中華民族體育反對體育 侵略”而“奮斗二十年”的王健吾的贊同，他發(fā)出了“吾道不 孤”的感慨氣值得一提的是，第一次世界大戰(zhàn)結束后，“西方的沒落”與 “東方文化救世論”的興起以及1936年，中國武術在德國柏林奧 運會期間的表演獲得了廣泛的贊揚等，更是促進了以土體育為本 位建設“民族體育”觀點的認同度。1937年七七事變后，在民族 危亡的關鍵時刻、在中國文化遭到摧殘的嚴峻時刻，民族復興、
程登科：《我們應否提倡中國的民族體育》，見國家體委體育文史工作委員 會，全國體總文史資料編審委員會：《中國近代體育文選），北京：人民體育出版社， 1992年版.第343-345頁；在該文中，程登科提出“民族體育”是他杜撰的新的名 詞；程登科（1902—199丨），祖籍湖南衡山，生于重慶。1925年畢業(yè)于東南大學體育 系，建國后任教于東北師范大學。.
王健吾：《復興民族與提倡民族體育——寫在程登科先生我們應否提倡中國 的體育后（1937)》，見國家體委體育文史工作委員會，全國體總文史資料編審委員 會:《中國近代體育文選），北京：人民體育出版社，1992年版，第345~350頁。王 健吾（18% —1958),河北大名人，1922年北京高師國文部畢業(yè)，建國后曾在河北省 體委工作，著有《中國之舞蹈史}、〈〈體育史）等書。
文化復興?再次成為時代的主旋律。正因為此，體育軍事化、全 民化的呼聲高漲，土洋體育之爭為此告一段落。土洋體育之爭使 中國人看到了中西體育的區(qū)別與聯系，從而為更好地建設社會主 義新體育、為武術的體育化等奠定了良好的基礎。
①現代新儒家在對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進行發(fā)掘、整理、研究和闡述的基礎上，先后 有張君勱〈位國之道},熊十力〈衡唯識論》，馮友蘭?理學》等“貞元六書”，錢 穆《國史大綱>〉，賀麟抹儒思想的新評價》，馬一浮《宜山泰和會語》，梁漱溟《中 國文化問題）等著作或文章出版或發(fā)表，并以此促進了抗戰(zhàn)時期文化復興思潮的空前 高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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